宜昌宗教面面观（59）

宜昌宗教面面观（59）

        五十九、古佛寺的前身（下）

        按照陈大厚的说法：“公安局的真实目的一不是捉人，二不是捕神而是眼红要钱。要钱好说，经过私下疏通，塞进不少腰包。不几天，公安局长开恩，宣布父亲无罪释放，‘灵菩萨’也受到同样恩典。……经过同道者的倡议，热心人的赞助，善男信女的解囊，各方的捐款，加上本身‘香火钱’的积累，于是选庙址于珍珠岭，设计绘图，勘地投标，大兴土木。有钱好办事，大概化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座金碧辉煌、庄严肃穆的大庙告成。取庙名为“古佛寺”。”

        他在那篇文章中写道：“庙内布局宽敞谨严，有浓郁的佛教气氛。内分大雄宝殿，居庙正中，不消说，供的是那尊如来古佛；两侧是观音殿，十八罗汉殿，还有一些附属建筑物。占地而积较人（比现有的庙址大些），耗资数万银元，与座落在环城南路的‘关爷楼（关圣楼）’媲关，同为宜昌著名的两大庙宇。不幸的是古佛寺大庙落成，它的创建人——我的父亲，因积劳成疾而病逝。时间是1929年，终年仅36岁。父亲死后，庙中失去主脑，缺人照管，商得其他道友的同意，决定敦请当阳玉泉寺派僧住持，庙产全部无偿相赠，玉泉寺派超明来古佛寺任当家和尚。这样从一个梦开始的神话，经过父亲苦心经营的、被人称道的陈氏‘家庙’就这样揖手相让了。”

        按照超明的说法却是另一种情况：“因为香火特别盛，庙里搭红挂匾搞满了，有人说：古佛寺的匾可以建一间屋。收入多，陈姓也发财，同伙不服，认为陈不是和尚，不能主持庙宇，就去玉泉寺请来超明的师父做当家，不久就由超明做当家，香火更好了，光是香钱的收入就可够当时住庙的八个和尚的生活。后来将庙宇扩大，经常住和尚二三十人，以赶经忏为主。古佛寺的名声大了，宜昌的陈、黄、王几大家，有的阖家来皈依佛教，做佛事的多了，还准备扩建为丛林，因抗日战争发生，就停止了。”

        两种回忆相比，超明似乎说得更加合情合理。

        关于古佛寺在抗战中的情况和胜利后的重建，陈大厚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宜昌沦陷后，古佛寺曾被日寇和浪人拆毁。胜利后，重新修复，但规模不如以前，仍由超明住持。”而超明说得更详细一些：“古佛寺日寇侵占时全毁，超明回来向华严寺借款六十万元（当时约十两黄金），又向银行借款500万元在原址重建庙宇，共住和尚八人，以赶经忏、做佛事为主要生活来源，当时做一堂佛事，约一百元（银元）。”

        这些回忆告诉我们不少的信息：一、古佛寺的那尊佛像早就被战争毁过一次；二、古佛寺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建的，算不得古建筑；三、重建以后的古佛寺规模缩小了；四、做一次佛事真的不便宜，要知道当时的一百元可是一个公务员几个月的薪水总和呢；五，因为抗战胜利以后商业中心的转移，那些大户人家不复存在，百废待兴，所以即便是和尚维持生计也很麻烦，所以解放初期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僧尼们只好改换门庭了。

        现在主持古佛寺的根定是四川南充人，佛学院本科，还读了研究生，2001年在宜昌古佛寺挂单，后担任监院并管理寺院日常寺务。被说成是：“爱国爱教，乐善好施，学修并进，勇于献身佛教事业的法门龙象。”就是风言风语不断，飞短流长也有些多，即使是删帖，网上也找得到。本来是“君子坦荡荡”、“公道自在人心”。可是2009年宜昌佛协新的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会长是在当阳玉泉寺的，副会长是当阳度门寺和枝江三佛寺的，古佛寺不过就是“陪太子读书”，想起超明法师曾经创造的古佛寺的辉煌，真的有些苦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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