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23）

宜昌宗教面面观（23）

        二十三、宜昌的天主教（上）

        宜昌不过就是中国内陆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城，除了是个“过载码头”，就是川东鄂西的交通枢纽，但正因为宜昌的这个区位优势，使西方列强很早就意识到，控制了宜昌，便可深入中国内地；打通长江水道，进入了中国神秘的内地，就可以进而打开通往四川乃至广大西南地区，以及青海、西藏、甘肃、陕西南部的大门。

        所以在张鸣谦所写的《天主教宜昌教区简史》一文中，我们可以看见早在1702-1717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就派人到宜昌来传教，并在1702年在白衣庵街（南正上街，美岸长堤处）建了宜昌城区第一座会所和司铎住所：“发展了一些教友，但因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先后限制传教，结果工作全告瓦解。宜昌的教友为了避免后患，乃分别迁散到宜都、长阳、巴东一带安家落户，外国传教士不久也随之而去，并在那里建立新会所，不过宗教活动的方式较为隐蔽。”

        之后的鸦片战争宣告了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1844年法国人强迫满清签订了《黄埔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国内一些城市通商，两年后的1846年，道光皇帝（公元1820-1850年）出谕解除禁教令，但仍不准外国人擅自进入内地传教。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外国商品在这四个地方销售商品全免内地各税；在四座城市设立海关。

        据历史记载，《烟台条约》刚签订，墨迹未干，英国人就迫不及待把触角伸向宜昌。那年冬天，英国人会同湖广及宜昌的官员现场勘定租界地，准备将上自汉景帝庙（云集路江边），下至龙王庙（一马路江边）长579米的90亩土地划为英租界。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交，可是从二马路到一马路、福绥路到滨江路（沿江大道）之间四围而成的大片地段依然成了外国势力之地，成了不是租界的租界。

        张鸣谦介绍，其实早在1970年，罗马教廷就颁布旨意，成立了以主教董文芳为首的鄂西（宜昌）教区，传教范围包括荆州、宜昌、恩施三个地区。那个时候，整个教区有外国传教士4人，中国籍传教士2人，修士2人，信徒2768人。董文芳在宜昌的第一个动作首先在1873年“用120吊铜钱将宜昌白衣庵租用的施药所买过手，作为教会的基地，一部分开诊所，另一部分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

        与此同时，董文芳还叫人在郊区窑湾乡购置部分土地，采取低租金的方式佃人收稞，自然会吸引一些当地农民踊跃承租，当然附加条件就是要受洗入教。小农经济的农民很容易被这样的蝇头小利所诱惑。加上城里居民一直缺医少药，西药的疗效明显好于中药，几年以后，天主教的传教就在宜昌城乡有了长足的发展。

        张鸣谦介绍，1877年，董文芳派人在乐善堂街（自立路）、二马路、滨江路（沿江大道陶珠路到一马路）、强华里等处购买地皮和房屋，1880年利用国外募集的经费，开始在乐善堂街和滨江路修建教堂及附属设施，作为主教办公地点和修道院的临时院址。1883年，乐善堂街的新教堂和主教府建成后，董文芳由荆州迁来宜昌，第二年，小修院也由荆州迁来，宜昌正式成为了鄂西教区的中心。

        也正是鉴于这一点，1889年第二任主教祁栋梁上任后，“立即在下铁路坝（胜利一路到胜利三路）购买了宾兴馆的地皮以及王姓的大片坟地。”1891年，罗马教廷将鄂西教区正式划归比利时若瑟省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管理，同年9月2日，宜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宜昌教案”，详情可见笔者的《宜昌印象》中的相关章节的详尽描述。

        1892年，祁栋梁利用清政府的赔款在乐善堂街和滨江路重修教堂和神职人员的住宅，并在江南十里红修建天主堂，接着于1898年开始在下铁路坝相继修建爱德堂（即修女院，俗称圣母堂）、孤儿院、医院和男修院。与此同时，教会还于1917年在江南十里红开设了天主堂印书馆；1938年在修道院里开办了文都中学，这也就是宜昌天主教在宜昌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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