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赶堆子（2）

清明节赶堆子（2）

        湖北宜昌素有“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称。自古以来就有水道东连荆汉，西通巴蜀；陆路南接三湘，北往陕豫。原称“夷陵”，也就是靠近蛮荒之地。这一点从北宋曾在此任过县令的欧阳修笔下便可得知：这个地方“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

        虽然从明代洪武十二年（1379年）就有了“城垣高二丈二尺，周围八百六十三丈，城墙垛口三千九百零三垛”的城墙，可直到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朝彝陵（注：清时为避讳，将“夷”改“彝”）左营游击（从三品）张琦用政府拨款对这座城池进行修葺，才开始有了可以关闭的城门，从不设防变成了真正意义的城池。

        宜昌的最初发展是由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建都南京，淮盐不能上运湘鄂，清廷饬令川盐济楚，宜昌成了长江上重要的过载码头；清光绪二年（1876年）对外开埠，宜昌成了进入四川的桥头堡；然后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沿清末旧例，不设征税机关，由商会成立济宜公司代收烟税，正税上交北洋政府，地方收取附加捐”。云贵川的“土药”（鸦片）均从宜昌通过，宜昌成了那种毒品的集散地，那就是史称宜昌“第一次黄金时代”的畸形发展。

        宜昌真正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先是有众多的“三线建设”项目落户宜昌，极大地加强了宜昌的经济实力；再就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和“高峡出平湖”的三峡工程陆续动工，不仅使宜昌摆脱了单纯做为渝东鄂西物质运输重要转口港的形象，也为宜昌的全面发展张开了翱翔九天腾飞的翅膀。而旅游宣传语也从五彩缤纷的“金色三峡，银色大坝，绿色宜昌”变成了更有自信、表现实力的“宜人之城，昌盛之地。”

        正因为历史上的宜昌不仅处于长江的上中游交界处，码头众多、船工、纤夫数以万计，还有各地纷至沓来的商贩，人口流动性很大；除了“湖广填四川”，还有抗战时的全民逃难；除了解放初期的南下干部，还有支援三线建设的人口迁入，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外来工的进城，宜昌的人口成分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加上宜昌自古就是靠近蛮荒之地，周边本来就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多方面因素汇集在一起，就使得宜昌民俗不仅具有浓厚的楚、巴遗风和汉、土色彩，还具有来自各地的多元性和起源于本地的特殊性。尤其是“清明节，赶堆子”的习俗更能体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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