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13）

宜昌宗教面面观（13）

        十三、宜昌的“火劫”（上）

        宜昌依江而建，水道东连荆汉，西通巴蜀；陆路南接三湘，北往襄阳，自古就是长江边上的著名的商埠。现在有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铁，就又成为中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宜昌有过两个宏大的梦想，一个是抗战胜利后，曾一度因兴建“三峡大水闸”，拟将宜昌建成市区面积达1750平方公里、可容纳300万人口的现代国际都市，但是因为内战爆发终成泡影；另一个就是现在所说的“大城梦”：按照规划，“十二五”末，宜昌城区达到200平方公里、200万常住人口；2020年争取达到300平方公里、300万常住人口；远期达到500平方公里、500万常住人口，成为继武汉、重庆以后的又一特大城市。

        不管宜昌的“大城梦”如何叫人振奋，但不管怎么说，因为上通下联，宜昌就成了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的重要节点；因为拥有三峡大坝和葛洲坝，就被誉为“世界水电之都”；拥有4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数量居全国城市第四，自然就是旅游城市；加上同时享有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钢琴之城等美誉，自然名声在外。

        不管宜昌号称川鄂咽喉也好、渝东鄂西最大城市也罢；不管这座城市声称有两千多年历史也好，一条环城路记录着百年风华也罢。位于长江上中游交界处的宜昌这座城市，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从远古走来，一路战乱不断，硝烟弥漫。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因为军事行动遭到的“火劫”就有六次之多，而每一次都将这座古城的亭台楼阁、庙宇民宅化为灰烬。

        《史记》记录的战国晚期，秦国大将白起“烧夷陵”是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火劫”。《后汉书·公孙述列传》记述：东汉初年，汉光帝派大将岑彭、吴汉火攻公孙述于西塞，实为宜昌古城历史上的第二次“火劫”。而第三次“火劫”就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不仅打败了刘备、赢得了“夷陵之战”的胜利，连宜昌也被烧了。《晋书王濬传》记载：西晋初年，王濬火烧铁锁之战虽然在宜昌上游，可是城门之火、殃及池鱼是肯定的，这就是宜昌第四次“火劫”。据《宜昌县志》记载：“清康熙十四年闰五月，吴三桂亲至松滋，潜分岳州，兵犯夷陵。”“由水路前进，络绎上行，并占领境之河西孝子岩，每瞰吹烟起则飞炮入城中。”这就是宜昌城遭受第五次“火劫。”

        不过最为惨烈的还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突破国军的重重封锁，从汉水一带直插宜昌，数倍于日军的国军要么不堪一击、丧失抵抗力，要么闻风而逃、毫不抵抗，使得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这座城市，当然就没躲过又一次“火劫”。据政协宜昌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编写的《宜昌抗战纪实》记载：民国廿九年（1930年）六月十日，日军侵入宜昌城，先进行了洗劫，然后在宜昌防火连烧了五天五夜。“熊熊大火达三星期始息。”“街道除划为难民区的天官牌坊（民主路）、南正街、二架牌坊（新民街）等房屋尚保存较多外，环城西路、鼓楼街（西陵一路）、璞宝街、白衣庵（南正上街）、南门外正街仅有少数房物，而其余大街小巷房屋几乎全毁。”而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占宜昌城期间，被炸毁和拆毁的公房有312栋，私房有51681栋。整个古城几乎被焚烧殆尽。这就是宜昌古城历史上遭受的一次最深重、最惨痛的“火劫”。

        宜昌古城之所以屡遭“火劫”，这显然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是分不开的。元人刘应李在《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峡州路”条指出：“西陵重镇，楚之西塞。西通全蜀，北辕襄、汉。”就指明了这座城市军事重镇的地位。在那些冷兵器的群雄纷争的动荡时代，在之后的军阀割据的年代，宜昌自然而然成了兵家争夺的焦点。而当时的宜昌，除了洋人的高楼、地主的深院、商贾的豪宅和低矮的土屋，剩下的几乎全是板壁房和茅草屋，一旦被人放火，就会火烧连营。

        再加上除了战争频发，还有民间不慎引起的火灾，我在写《小河，三江桥与上下西坝》一文查阅资料时，就看到如下记载：1891年的农历七月十五，也就是俗称的鬼节，宜昌西坝的居民祭祖焚纸钱的时候不慎引起火灾。燃烧到江边，焚烧的木船顺江流至镇川门，据记载，那些着火的木船飘过三江、引燃江边的木船，继而北岸闹市都引起大火，受灾上千户，有数十人被烧死。屡遭“火劫”，所以那些曾经存在的大量庙宇建筑也就被毁于一旦。以至于现在，连新民街1号那么一座极为普通的百年木屋都成了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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